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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,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三大书记之一,明确了党内二号人物的地位。
直到此时,国民党才后知后觉,延安内部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号关键人物。
在此之前,刘少奇的名字不要说重庆方面不熟悉,就连延安内部很多人也不知道刘少奇的名字,更不知道他具体负责哪一块工作。
国民党那边非常忌惮刘少奇。
1949年4月初,在国民党宣传部核准发行的《新闻杂志》期刊上,发布了一篇名为《中共幕后首脑——刘少奇》的文章。
详细向国人介绍了刘少奇的相关信息,并着重讲了他是教员继承者的地位。
在这篇文章里,作者说:“刘少奇有一个特点就是万事喜欢在暗地里拼命的干,不必叫人家晓得的事,就绝不肯轻易让人知道。”
文章发表的时候,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
时局都到了这种地步,国民党宣传部门却特意把刘少奇的相关事迹拿出来说事,自然是有目的的。
整篇文章的落脚点,最后落在了刘少奇的对外政策观点上。
而这篇文章的作用,主要是想告诉外界,尤其是美国等国家,让他们知道刘少奇这个人不好打交道,是个狠角色。
作为将来的新中国“操盘手”,他对外籍人士是不会心慈手软的。
刘少奇为人确实非常低调,如无必要,轻易不露面,发表什么文章也都用假名字。
不是人人都能活的低调,可以低调的基础是随时都能高调。
新中国成立后,刘少奇几乎可以调动全国的宣传资源,尽管如此,他依然很少宣传自己,也拒绝出版自己的选集。
再加上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,导致鲜有人了解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,究竟做了哪些工作,都有何种了不起的贡献。
我们这篇文章不求多,挑几件抗日战争初期的关键事件,来讲一讲刘少奇的事迹。
让你看一看,为啥就连敌人都安耐不住要把刘少奇的名字和相关事迹曝光。
01
抗日战争时期,在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。
刘少奇和教员的观点,不能说完全达成了一致,只能说几乎是一模一样。
事情还要从一番争论说起。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全面抗战开始。正在延安参加白区党工作会议的刘少奇,奉命赶回北方局主持工作。
这是刘少奇第二次离开延安。
刘少奇第一次离开延安也是临危受命,当时瓦窑堡会议结束后,决定启用刘少奇,让他赶赴华北重建党的组织,这个事,我们已经聊过了。
由于战情发展太快,通往平津的路线已经用不了, 刘少奇跟杨尚昆等人就驻扎在山西太原,主持北方局的工作。
9月下旬,朱老总带着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。
那个时候,北方局、八路军总部和周恩来都在太原,这三个部分当时互不隶属。
但大佬聚在一块,自然少不了要开会讨论抗日形势。
朱老总到了太原后,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等曾在太原一中学召开联席会议,讨论统一战线具体怎么做和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分析等问题。
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,这个会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,后续又开了多次讨论会。
刘少奇在这场会议中是少数派,他当时的观点非常鲜明,认为:
“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,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,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,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,有的用阎锡的名义,有的可以先斩后奏,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。”
对于这个观点,任弼时明确表示反对,并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“民族失败主义”,这是一个很重的提法。
而周恩来也表示反对,认为刘少奇的观点很容易引发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,目前的工作重心“应当照顾统一战线”。
这三个人各自负责三个方面,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。
重量级人物之间的分歧,才能体现出当年形势的复杂性。
我们也只有从这些分歧中,才能体会到教员有关游击战略的深度和力度,才能看懂刘少奇作为操盘手的功力,才能明白八路军一口吃成胖子,远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轻松,那么写意。
当时,这几个人,不管放在哪,都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,他们的见识是远超常人的,他们的观点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。
刘少奇负责华北党和政权的工作,他需要从全局着眼布局,对整个华北的党的发展负责。
任弼时当时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,他代表的是军方观点,要对军事结果负责,彭、贺、关等军方大佬也都支持任弼时的观点。
周恩来则在太原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,是中央全权代表,他要考虑合作方对一些问题的反应,防止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。
这里我们详细讲一下任弼时和刘少奇的观点。
02
只要是军人,就没有还没开打就认输的道理。
在任弼时的军事视角里,不管形势多么艰难,都必须要守住山西,这是作为中国军人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。
因此异常坚决的反对刘少奇的观点。
山西,那时在华北战略全局中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所在。山西境内多山,俯瞰河北和平津,易守难攻,素称“华北屋脊”。
在《山西抗战的回忆》中,任弼时说道:“山西自雁门关以南,井陉、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,对保卫华北、支持华北战局,有极重大的意义。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,非攻占山西不可。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,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,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,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,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,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。”
延安也早有把山西作为抗日支点的想法,而任弼时的观点,其实反映了那一时期延安主流的观点。
但这恰恰说明,教员一直以来强调,放开双手全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略,并未被军方完全接受。
军方还是想通过军事胜利,来体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价值,并不想放弃运动战的观点,对发动群众,大规模搞游击战争是不情不愿的。
而刘少奇的观点,则跟教员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,并不认为单靠八路军这点力量,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发挥什么作用。
甚至教员在一次会议中已经点明了,如果正面战场失败,八路军不负责任,但要是敌后战场失败了,那就是八路军的责任。
换句话讲,重要的从来不是如何打败敌人,而是选择正确的敌人。
刘少奇在会议上多次讲,国民党当局有两面性,他们一方面要抗战,要与八路军合作,另一方面这种进步是有限的,也是暂时的,他们担负不了华北抗战的伟大任务。
教员在给彭老总的电报里也说了类似的观点:他(指阎锡山)的部下全无决心… …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。
“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,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,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,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(不是运动战)。”
教员不仅给出了自己的判断,还跟彭老总讲,要是不早做准备,到时红军就会跟晋绥军一样陷入两难境地。
让彭老总一定重视坚持这个观点,也要跟其他人解释清楚,统一思想。
从这里就能看到,教员是比较苦闷的,他虽然提出了解决方法,布置了战略任务,却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理解。
可谓是曲高和寡,只能用反复劝告的方式,向下面灌输这个战略思想。
蓝图绘制出来了,却找不到人来实现。
这个时候,少奇同志站了出来, 他深刻领会到了教员的思想和意图,一个坐镇后方指引方向,一个在前方监督执行。
不得不说,在抗日战争时期,出现了这对组合,是中国革命的一种幸运。
要是没有刘少奇,整个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根据地,不会这么快建立起来,而八路军也不能在一两年里就迅速发展起来。
窗口也就那么点时间,能改变命运的机遇也就那么一两个,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
如果有人错过机会,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,而是因为等待时机者没有看到机会到来。
而且机会到来时,没有一伸手就抓住它。
但刘少奇和教员默契的伸出双手,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。
事后来看,刘少奇和教员都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,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魄力。
他俩打心底里就不认为国民党在华北能坚持抗战到底。
尽管那时八路军只有几万人马,却自觉把整个华北的抗日任务都扛下来了,魄力实在很大,
胸怀大志,腹有良谋。
有包藏宇宙之机,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
英雄也!
03
刘少奇在会议上讲,八路军的任务就是“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,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”。
根据这个任务,刘少奇定了一个业绩指标,“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”。
这个目标在其他人看来,没有任何条件能完成。
因此,当刘少奇十万人抢的业绩指标一喊出来,就被人喷了。
有人说这个指标不可能完成,国民党不可能让你发展到这个规模,只要我们敢动,那整个抗日统一战线就会破裂。
后来刘少奇在华北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:“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,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,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,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...”
而且当时,刘少奇还设想,在华北沦陷后,八路军一定要快速行动,迅速在敌后建立政权。
结果这个设想一讲出来,被喷的更狠了,军队都不敢发展到这个规模,你还敢建立政权?
要是抗日统一战线破裂了,谁来担责?
要是整个华北战场,因为八路军的举动,而产生了不良后果,那将是历史罪人。
从这里的分歧,就能明白为啥在皖南的时候,项英会如此畏手畏脚,不管教员怎么催促他,不管教员如何跟他讲道理,他就是不敢放开手发展新四军。
这不是项英太菜,是当时的形势确实太复杂了,项英原本有点不服气教员,所以既有点抵抗情绪,也不敢放手发展。
军方始终认为,八路军联合晋绥军是可以保卫山西的,而周恩来那边又很担心八路军动作太多,容易把抗日统一战线搞破裂。
毕竟七七事变也才爆发两个多月的时间,全国形势还没怎么着呢,你就先假定整个华北都守不住了,还要大力发展部队和建设政权。
这不是天方夜谭吗?这不是动摇军心吗?
故此,在太原联系会议上。
刘少奇对华北形势的全部分析,以及建立在这个分析之上的后续政策,全被驳回了。
04
早在洛川会议上,教员就明确提出了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,这是事关抗日前途和八路军命运的大事。
关于这个战略,我们也聊过很多次了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但教员也明白彭老总这些军方人员,一时间很难接受自己的观点。
所以在七七事变后,教员又给彭老总他们发了多封电报,反复强调要展开游击战争,要发动群众。
“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,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、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”。
教员在电报中对彭老总说: “请你坚持这个观点,从远处大处着想,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,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”。
结果,跟教员观点一致的刘少奇,还是在太原的联席会议上,被军方抵制了。
1937年10月8日,由华北军分会发出的小册子《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》中,把会议上的争论的观点写了进去。
并针对刘少奇的观点,提出“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”的问题。
后来庐山会议,这个指示的内容也成了彭老总一贯不合作的“罪状”之一。
而在抗日战争期间,百团大战后,在华北工作总结会上,彭老总也因为百团大战暴露我军实力和损失惨重,而被当众批评。
很多事情都是有脉络的,没有无缘无故的批评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护。
杨尚昆回忆,教员看到任弼时起草的小册子中的批评意见“很不高兴,因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较接近,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的。”
因此,一见军分会的小册子,他就火了。
10月17日,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,说: “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,望停止传达。”
这样的做法,是不是太过武断了呢?
事实证明,刘少奇和教员,他们的观点是最有远见的。
1937年11月9日,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沦陷,至此,整个华北的局势都算尘埃落定了,所有的争议都消失了。
此时,教员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,
“太原失后,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,游击战争阶段开始。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,其他则附于八路军,这是华北总的形势。”
华北军事局势的发展,有力证明了刘少奇和教员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性。
此前,刘少奇虽然贵为北方局负责人,可依然有很多人不买他的帐,他的意见和观点,也没有多少人重视。
还被任弼时指责为民族失败主义者。
可见,战争时期的领导职位,可不是谁的职位高谁就能服众,大家看重的还是能力。
什么叫能力?
别人不愿做,你愿意做,这叫能吃苦;别人害怕做,你愿意做,这叫肯卖命;谁都做不到,你做到了,这就叫能力。
教员当时指出了大方向,可具体的政策,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,都没有得到详细解答。
这个空白是由刘少奇填补上的。
虽然在联席会上被批评了,但刘少奇并没有退缩,他坚持认为华北会沦陷,这个时间会很快到来。
所以回去后就写了一本名为《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》的小册子,署名陶尚行。(在华北工作时,刘少奇很少用真名)
这本小册子中,详细论述了组织游击战争和组织敌后政权的各种实际问题,并给出了相应解决方案。
几个月后,这本小册子华北军政领导人员人手一本,是当时最重要的行动指南。
刘少奇的这本小册子和他在太原沦陷前的观点,跟教员日后发布的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形成了互补关系。
一个负责绘制蓝图,一个是现场施工员。
一个战略家高人一筹的地方,不在于在事情已经充分发展后对它进行详细的论述,而在于事物刚刚露头时就能迅速抓住它的实质,作出明确的分析。
毫无疑问,这两个人都具有战略家的眼光,不然打不出如此绝妙的配合。
05
在太原失守前,延安内部有关抗日战争的看法是有很大分歧的。
这导致很多工作的开展受到了限制。
太原沦陷后,上层开始接受教员和刘少奇的观点,但中下层干部还是不太愿意放弃放弃运动战。
徐向前在回忆太原失陷后的情景时说:“那时,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,不甚了聊,总想集中兵力打仗,不愿分兵发动群众。”
可见,哪怕太原沦陷后,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方针,依旧有很大阻力。
太原正式沦陷前,整个华北地区的国军部队和各大小势力,都看清了局势,急着往南边跑。
当时有一首民谣,是这样唱的:“十月山西人人忙,富人忙搬家,穷人心慌慌,军官扔部属,小兵扔大枪。”
而太原一沦陷,导致整个华北形势出现了更为巨大的混乱。
国民党的政权组织和部队基本都跑光了,这导致华北地区的社会出现了真空局面。
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:“在这个广大区域中,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,社会秩序极端混乱,散兵流匪乘机作恶,汉奸到处欺骗造谣,人民情绪惶恐不安。”
那时,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,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,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。
这个时候,作为华北局第一负责人的刘少奇非常果断。
刘少奇借助各级党组织,向整个华北地区的百姓和各方势力抛出了三个选项:
“在太原失守后,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,只有三条路走:第一是继续和敌人打,第二是逃走到别处去,第三是投降敌人。
此外再无第四条路可走。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‘打’的路好走,‘逃’和‘降’,都不是出路”。
此番观点,立马就让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华北社会找到了主心骨。
刘少奇的这条文字,是很有水平的。
这三条路,看似有三个选项,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
毫无疑问,有血性的中国人,都会选择继续和敌人打。
既然选择打,就出现了后续三个问题:怎样继续和敌人打?谁来打?能不能打胜?
教员从洛川会议就开始讲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,解决了怎么打和如何取胜的问题。
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国民党正规军都已经慌不择路了,自然无法承担打的任务,那这个任务自然就由八路军接下了。
这立马就给八路军打开了一条在华北发展的通天大道。
而能不能打胜的问题,就涉及到了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的问题,只要华北军民结合,小鬼子就无法安生。
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,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,便能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06
刘少奇真是一个高人。
太原沦陷后,整个华北都成了他的舞台。
两个月前,刘少奇此前在联席会上讲,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,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,有的用阎锡的名义,有的可以先斩后奏,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。
此时,便已经是发动全力建立政权的最佳时机。
决定命运的,就是那电光火石之间的判断与选择。
什么等待国民政府的告示和指令才行动,什么要控制八路军的行动不能越界,全都抛到一边去。
良机就在今日,就在眼前。
八路军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华北举起这面大旗,把整个华北的人民群众都聚拢在这面大旗下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刘少奇做了很多工作。
从平津等地方培训学生干部,往华北农村等地区输送,让各级党组织加快加急印制各种行动手册。
从大城市拉识字的学生,然后每人发一堆行动手册,不会的就在路上边走边学习,反正先把人派到农村去,先把农民都组织起来。
就用这个办法,刘少奇快速把人派出去,快速把群众都聚拢起来了。华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,都冒了出来。
1938年1月10日,在河北省阜平县举行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,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。
这是敌后第一个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。它领导着晋东北、冀西和察南39个县1200万人口。
1937年11月太原沦陷,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,前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,八路军就一口吃成了胖子。
而1937年10月,刘少奇的观点还没有人买账,提的十万人抢的目标,也被视作不可能。
前后仅仅三个月的时间,仅仅三个月,八路军的实力就发生了超级大逆转。
刘少奇用这三个月的时间,跟教员紧密配合,拉起了一支几十万的队伍,建立的政权辖区人口超过1200万,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
可在教员和刘少奇手里,成了真事。
这就是幕后操盘手的功力。
这就是党内二号人物的实力股市杠杆资金。